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胡慧茵 實習生王欣桐 廣州報導
當地時間6月28日，歐洲央行主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央銀行論壇在葡萄牙辛特拉（Sintra）舉行。美國聯準會、歐洲央行、英國央行和日本央行四大央行行長齊亮相，就波動通膨環境下的宏觀經濟穩定問題展開討論。
正如外界所料，這幾位全球主要央行行長的表態都偏向鷹派。其中，美英歐央行不約而同地發出繼續加息的訊號，日本央行的表態則不排除日本轉向緊縮政策的可能。
此次也是植田和男擔任日本央行行長後，首次參加歐洲央行中央銀行論壇。外界關注到，他的演講依舊有別於美英歐三大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強調，日本維持利率不變是因為潛在通膨率仍低於2%。即便如此，他還是表示，如果日本央行對明年實現2%的物價漲幅更有信心的話，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
日本尚未走出通縮陰影
植田和男認為，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近乎增長停滯之後，日本的工資和物價增長正在加快，這讓官員們開始考慮放棄超寬鬆貨幣政策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相當確定2024年總體通膨將會回升，那麼這將是改變政策的充分理由”。
對此，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植田和男如今的戰略，實際上並不是因為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的經濟局面，而是在於引導預期，讓人們不再陷入通縮的悲觀想法。
孫立堅表示，日本民眾手上並不缺錢，而是有錢不敢消費，原因包括老齡少子化問題、家族觀念淡薄，對於解決未來生活的擔憂日益嚴重等。
孫立堅認為，現在日本存在一個很好的發展窗口，“現在，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抓住了日本連續幾個月物價上漲，以及工資實現增長的時機。此外，是日本資本市場的表現目前還不錯。所以藉著這個時機，日本央行做出這樣一個大膽的政策嘗試。”他表示，植田和男和前任行長黑田東彥，都經歷了日本“消失的三十年”，核心問題是市場對未來經濟沒有信心，抱有通縮的預期。所以，他想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改變日本國內信心缺失的問題。
“由於現在較好的經濟指標表現，日本民眾看問題的方式、對經濟的信心可能改變。”孫立堅舉例稱，例如日本股市的表現不錯，民眾的資金陸續通過委託的金融機構進入日本資本市場進行資產組態，有了財富性收入增長。這讓他們感到，雖然工資性收入增長不是非常強勁——當然現在工資收入也在增長，再加上財富性收入增長，雙增長使得人們對問題的看法有所改變，而日本政府則抓住這個時間窗口，把“餅”畫起來。
日本央行之所以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現在日本的通膨只是輸入型通膨，通縮問題依舊存在。
孫立堅表示，植田和男上任以來，市場一直沒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政策調整，也就是說，日本貨幣決策委員會和日本政府仍認為日本物價上漲為輸入型通膨，核心是因為日本資源的稀缺，通過海外進口，而在國際物價上漲的大環境下，這將直接影響日本物價上漲。
“日本政府非常清楚，輸入型的生產物價指數（PPI）上漲傳導至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並不是日本經濟真正走出了通縮。但是，與安倍時代不同的是，由於今年巴菲特將資金投入了日本商社，更多人開始關注日本，而日本又在疫情之後大量吸引海外遊客進入日本消費，這些都抓住了時間窗口，讓日本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很多外部力量來帶動經濟回暖，但這種回暖並不堅實。”孫立堅補充道。
引導民眾積極預期
匯率升值會使得出口競爭力下降。孫立堅認為，日本政府還會擔心這會讓日本民眾收入增長的管道收窄，所以日本央行現在不敢輕易加息讓日元升值，而且希望他們增強信心、敢於用錢，改變通縮的預期，“若經濟實現好轉，此時加息使日元升值，是經濟基本面好轉所帶來的日元升值，這和現在經濟基本面沒有好轉但實現日元升值所產生的代價完全是不一樣的。”
如今日本央行已明確表示，調整貨幣政策在預期之中。
孫立堅稱，也許會由於人們逐漸開始敢消費，2024年日本通貨膨脹也就會從“輸入型”轉變為由“內需旺盛”帶來的物價上漲，到那時，日本真有可能會結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另一方面，日本結束量化寬鬆也是擔心它帶來的代價，例如，繼續寬松下(12.24, 0.26, 2.17%)去匯率會深度貶值，資產泡沫也會不斷形成，這些特徵不僅對實體經濟的復甦不會有非常明顯的提升效果，反而適得其反，造成金融市場波動風險加大。
但要真正改變通縮，日本民眾的積極預期很重要。
“2024年可能會加息，關鍵在於引導預期，使大家敢投資敢消費，比如大企業為了把人才吸引過來，先給他加工資。反之，若大家不改變預期，工資的增長將會成為企業成長的絆腳石，因為工資增長的同時利潤沒有增長，反而使成本上升，利潤空間減少，將來企業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孫立堅分析稱，所以現在日本政府希望工資上漲的同時，改變民眾的觀念，拿著在資本市場上賺到的錢去消費、創新和投資。若如此，市場上的錢就可以流通起來，從而使日本真正告別通縮。
（作者：胡慧茵，實習生王欣桐 編輯：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