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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加值 研究報告

打破「偏見」高牆活出自己 楊力州:一張十五歲的獎狀 撐起我的成長

打破「偏見」高牆活出自己 楊力州:一張十五歲的獎狀 撐起我的成長

2023年08月02日

導演楊力州花三年監製十八部紀錄短片,名為「怪咖系列」,希望藉由十八位主角,讓背後的議題被看見,終有一天人們可以跨越那道叫「偏見」的高牆。

四月下旬,台北市西門町有一場六部紀錄片的聯合特映,主題分別涉及醫用大麻合法化、酒店工作者、台灣原生物種保育、兒童人權、野生動物收容和科學家的超能力等,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冷僻議題,背後卻有個相同主軸,就是「偏見」。每部短片都有一位或一組「怪咖」主角,訴說著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真實故事,而大眾因為不了解或不想了解,選擇忽略、歧視、排斥等態度,在這系列電影當中都清楚呈現。

拍紀錄片,是楊力州能想到改變世界最有效的方法。從小喜歡畫畫、不擅長讀書,活在升學至上的年代,國中能力分班被分到「第二十班」的他,有一種對群體邊緣人特有的關懷,總是能用溫暖的視角,點出人們沒看見的一面。

拍完《拔一條河》之後,楊力州幾乎每年回高雄甲仙走走,很多小販都認得他,受歡迎到「應該可以選上里長」。但最愛紀錄片的他坦承,「絕大部分作品能產生的改變非常短暫,可能就只在電影上映那幾個月期間。」而《拔一條河》不但成為台灣社區營造的成功範例,還被寫進國小教科書,是楊力州人生另一個成就解鎖。

「因為考試要考嘛!老師、家長就會重視,我也常走進校園跟小朋友分享,」楊力州發現編進課文能延長電影作品的生命,也更有機會接近他想要的改變。

三年前他開始監製、拍攝一系列紀錄短片,也朝著同樣模式進展。先與學思達教師社群合作線上師培,電影免費提供給學校老師在課堂使用,作為生命教育、性平、人權等議題的延伸教材,而老師們根據電影發展出的教案、學習單也無償提供下載,目前已產出五十九份教案。

隆中向上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王德蕙說,怪咖教案一直在滾動中,至今已走入三百二十校,觸及兩萬五千位學生,今年還將電影帶進矯正學校、安置機構、企業和偏鄉,已創造近兩千萬觀看次數。

一一一學年台南女中高三下的國文科加深加廣課,整學期就以「怪咖系列」電影為素材,老師先在課堂上播放影片,接著分組討論、思辨或展開行動。國文老師林秀珍說,南女的孩子們很會念書,但面臨同儕、課業等不同壓力,仍有許多人生課題需要細緻處理,透過怪咖們的故事想鼓勵學生更有自信心、堅定做自己。

楊力州的十三歲女兒和九歲兒子分別取名為乃糖、樂多,期待他們能健康、快樂多多。總是忙於拍片的楊力州說,「我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把我忙碌所轉換出來的作品,成為教育的一部分;這可能跟其他父母耳提面命的方式有點不同。」他舉例,青春期的女兒常跟著父母拍片,對於同婚議題很有概念,會主動跟同學分享;小學三年級的兒子已經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靠自學剪輯與配樂。

「我作為一個爸爸、一個創作者,很希望小朋友能夠在自己的夢想脈絡下堅持著,」楊力州帶更多人一起看見夢想的價值,這就是他愛孩子的方式。以下是訪談精采摘要:

 Q1、怪咖系列中,你最喜歡哪一部?覺得最可惜、重來一次可以拍更好的是哪一部?

這好難,講一部就得罪另外十七部(笑),其實我很喜歡以失聯移工為為主題的《有時Mama,有時Mimi》,碰觸的是社會最邊緣、幾乎隱形的一群人,他們絕大部分從東南亞來台照顧老人,女性、外籍移工,再加上懷孕、失聯,簡直是邊緣到極致。一般人二十歲到四十歲這段年紀本該談戀愛、生子,這群人卻得離開家鄉在海外賺錢,連懷孕也不被允許和祝福,甚至得逃離原雇主,以免被遺返。

隨著肚子愈來愈大,沒有做產檢的媽媽不知道哪一天會生、要在哪裡生,也不知道小孩有沒有問題?這時候台灣出現了一位楊姐(名字叫咪咪),想盡一切方式幫忙這些姐妹,甚至親自接生,但小孩出生不能登記身分,連疫苗都沒辦法打,位於木柵山區的四層透天厝裡,接收了一、兩百個這樣無國籍的「黑戶寶寶」。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我們的年輕導演用攝影機和溫柔視角,拍下這個「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困境,透過電影看到台灣社會最動人、無條件的助人精神,我覺得所有的規範、法律都是其次,對於人的寬容與寬待,才是人類最大的價值。

至於最可惜、重來一次可以拍更好的,我想是我自己拍的《獸刑》 吧。這部取景在屏科大野生動物收容中心,那裡收了兩千多隻命運相似的動物,有從非洲被抓來、長期憂鬱的紅毛猩猩;有從馬戲團被救出、一直咬自己毛的棕熊;有因人類非自然配種、天生殘障的獅虎;有誤觸捕獸夾而斷了手臂的猴子……我原本想讓這些動物自己說話,透過催眠或動物靈媒附身讓牠們說出心聲,但這點子被認為太荒謬,最後讓收容中心動物照養員(也算怪咖)替牠們發聲,實在是力有未逮,即使重來一次也沒辦法更好了。

Q2、你曾在映後座談說「台灣是一個充滿偏見的社會」,打算如何採取行動來擴大影響力?期待這幾部片做到哪些改變?

回望這十八部片,每部都在講偏見。台灣社會的偏見很嚴重,我以前認為紀錄片非常有力量,但一路走來很明白,它並沒有把那道偏見的高牆推倒啊!那是全人類所建構,太堅固、推不倒的。但我們有別種方式可以跨越它,十八部片就是十八個階梯,終有一天可以跨越這道叫「偏見」的高牆。

我們的紀錄片和映後座談,從學校到企業只要有人邀請,時間許可我都會去參加。我覺得進到校園是肯定要走的一條路,這會讓作品以及背後所要演繹的價值,更有機會被流傳,討論時間也能延長。期盼怪咖影片全部或部分變成課文,但又牽涉到課綱規範,像我另一部紀錄片《紅盒子》講傳統布袋戲,就被寫進高二課文,因為剛好符合新課綱。

這十八部影片有談到性平、生命、人權教育等議題,雖然沒辦法立即進課本,但現在用教案的形式開放在網路上供免費下載,體制內外老師們可以找來當教學題材,我覺得最棒的是,影片大多有一位(或一組)主角和故事性,小朋友會喜歡看,例如《動保蝙蝠俠》還可以請主角來學校分享他搶救動物的特殊經驗,延伸成一套完整的生命教育課程。

實際接觸到教學現場的老師和學生,常常發現老師的收穫可能最多,當他有機會得到足夠的訊息,在另外一個同理的背景下看待這群陌生人,就有機會鬆動原有的偏見。

Q3、你最想跟怪咖系列主角們說什麼話?

我想跟這些怪咖主角們說:「雖然我們叫你怪咖,事實上你一點都不怪,而且你是個咖。」怪咖只是我們的一個計畫名稱,在傳播宣傳上更有力,可是在我心裡,這十八位都是台灣社會非常棒的咖,原本他們可以過著隱藏的生活,歲月靜好;可是為了某些不同的價值和堅持的信念,勇敢站出來在鏡頭前振臂疾呼,提出不同的觀點,讓社會有機會討論、接受與容納,是一股巨大的壓力,很不容易。

Q4、你監製這系列電影,同時培養出十多位年輕導演,在台灣影視產業不被看好之際,是否更顯得意義重大?

這次選出的導演都很年輕,有的才大學、研究所剛畢業,他們自己拍片能得到的創作資源非常有限,這次很幸運的是跟基金會合作,可以提供最好的資源,找到強大且有經驗的攝影、剪輯、配樂、成音人員,這群人會幫他升級上去。

你注意看影片最後的工作人員字幕,導演反而是最菜的,但不一樣的年輕創作者常有多元、溫暖的視角,拍出來的角度不只是「抗議!抗議!」還能把嚴肅、沉重的題材拍得十分好看。好多部影片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成形,這個做法屢試不爽,非常有效果。年輕導演走過這部影片,能力就「啪」的提升上去了,比在學校學四年還要快。

 Q5、你觀察新一代孩子與過去有何不同?你對自己小孩的教育方式和期許又是什麼?

我們工作很棒的一點是,有機會接觸到各種不同觀點,可以影響到孩子,比如同志議題。

我女兒可能還在青春的尷尬期,但對於同志的認識是很清晰的,可以跟同學直接分享。怪咖裡面也有談同婚,她還會去YouTube影片底下回應留言,表達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工作太忙碌,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把我忙碌所轉換出來的作品,成為教育的一部分;這跟其他父母耳提面命的教育方式有點不一樣,但我確實感受到,影片對現在孩子已經是很重要的訊息來源。

像我兒子才小學三年級,有一天突然跟我說他有自己的頻道叫「有感多多」,但加上阿公、阿嬤只有三個人訂閱,他叫我幫忙推。我點進去一看,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剪輯、配樂?我們沒有教他這件事啊!這年頭小學三年級的小孩也可以做出影片,這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除了文字閱讀外,影音已經是他們學習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大人應該做的事,就是持續提供更多優質的影音內容。

我應兒子要求轉發臉書,結果訂閱數瞬間衝到非常高,好多導演都加入了,連女團S.H.E的Ella也留言,我還拜託她不要轉貼,萬一點閱率太高,小孩整天在那邊回留言就夠了,還是好好當個小學生吧。

我作為一個爸爸、一個創作者,希望讓小朋友能夠在自己夢想的脈絡下堅持著。此刻父母能夠做的就只有陪伴,讓孩子更勇敢。我的女兒出生時有一些狀況,發育不完全,那時候對她的期許就只有健康、快樂兩件事,後來我發現好多父母對於剛出生的孩子,都是期待健康與快樂,但隨著小孩長大卻忘了最初的心情,要求變得愈來愈多。

Q6、你接下來還有未完成的工作清單或新的規劃嗎?

我手上還有幾個怪咖故事想把它完成,像是有一個三十四歲年輕人的夢想是當太空人、登陸月球,而且不是嘴巴上隨便說說,為了成為太空人,他很努力,我們已經跟著他去瑞士開飛機、去捷克學跳傘,還跟拍到西伯利亞去做體能訓練。

大家可能以為他家很有錢,其實沒有,他母親在收廚餘,是他的高中校長、老師給了他很大的支持,讓他覺得自己很棒,可以追求夢想。當時因為碰到疫情,沒有辦法再往下拍,我也不確定他這輩子,真有辦法再往下走嗎?

但現在疫情解封了,有機會就會繼續拍,我都想好影片開頭了:「他是我認識唯一年紀超過十歲,還把太空人當夢想的人。」我想問的是,為什麼大家十歲以後就把小時候的夢想一項一項槓掉?沒有人教我們這樣,到底在教育或成長的環節中,哪裡出了狀況?而這位年輕人又是怎麼回事,他的太空人夢想沒有被槓掉?這是我很想去呈現的一個咖。

我自己是在舊的教育體制下長大,在還有能力分班的年代,當時功課最好的就排在三年一班,我是三年二十班……我很喜歡畫畫,但當年不被鼓勵,在我國三那年,從校長手中接過繪畫比賽的獎狀,到現在已經五十幾歲了,我還記得十五歲站上司令台那一剎那的激動。

我在課業學習上不被肯定,可是接過獎狀這件事對我好重要。我很希望每一個小孩子成長過程中都有這樣一張獎狀,撐起他長成最後想要的樣子;這不僅是一張紙,更存乎在每個家長或老師心中,要給小朋友最好的那件禮物。

文/王韻齡

出處 Cheers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1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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