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4月20日 07：56 市場資訊
資料來源：新浪財經
來源：紫金天風期貨研究所
特朗普正用一條條推文威脅美聯儲的獨立性，而上一次美國總統如此施壓美聯儲，要追溯到1971年，美國大滯脹時代的前夕。
1971年，美國經濟已經面臨“滯脹”困境，失業率達6.1%，通脹率突破5.8%，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擴大。 為爭取連任，尼克森總統對時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施加空前壓力。
白宮記錄顯示，1971年，尼克鬆與伯恩斯互動次數顯著增加，特別是在1971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兩人每季度的正式會晤達17次，遠超常規溝通頻率。
而這種干預在政策操作層面表現為：當年，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初的5%驟降至年末的3.5%，M1貨幣供應量增速達到二戰後的峰值8.4%。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全球貨幣體系劇變的這一年，伯恩斯對政治的妥協為後來的“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1979年後保羅·沃爾克大幅加息才得以解決。
伯恩斯也因此背負了歷史的駡名。 今天的鮑威爾，絕不想重演伯恩斯的命運。
伯恩斯的妥協：政治利益壓倒價格穩定
1970年，尼克鬆親自提名亞瑟·伯恩斯擔任美聯儲主席。 伯恩斯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曾是尼克鬆競選時的經濟顧問，兩人私交甚篤。 尼克鬆對伯恩斯寄予厚望——不是作為貨幣政策的把關人，而是作為政治戰略的“配合者”。
當時，尼克鬆面臨在1972年大選中爭取連任的巨大壓力，而彼時美國經濟尚未完全從1969年衰退中恢復，失業率高企。 他急需一波經濟增長，哪怕是靠「放水」製造的虛假繁榮。
於是，他不斷向伯恩斯施壓，希望美聯儲降息、增發貨幣，以刺激增長。 白宮內部錄音記錄了尼克森和伯恩斯的多次對話。
1971年10月10日，在橢圓形辦公室中，尼克鬆對伯恩斯說：
“我不想就這麼下臺（I don’t want to go out of town fast）…… 如果我們輸了，這將是華盛頓最後一次由保守派執政。 ”
他暗示如果自己連任失敗，伯恩斯將面對一個由民主黨人主導的未來，政治氛圍將徹底改變。 面對伯恩斯試圖以「銀行體系已經很寬鬆」為由拖延更多寬鬆政策，尼克鬆直接駁斥：
“所謂的流動性問題（liquidity problem）？ 那就是廢話（just bullshit）。 ”
不久后，在一次電話中，伯恩斯向尼克鬆報告道：「我們把貼現率降到了4.5%。 」
尼克鬆回應道：
“好，好，太好了（Good， good， good）…… 你帶著他們往前沖，你一直都是這樣做的（You can lead ’em. You always have. Just kick ’em in the rump a little）。 ”
尼克鬆不僅在政策上施壓，在人事安排上也明確表態。 1971年12月24日，他對白宮辦公廳主任喬治·舒爾茨說：
“你覺得我們對亞瑟的影響差不多夠了嗎？ 我是說，我還能對他施加多大壓力？ ”
“如果不行，我就把他叫進來（If I have to talk to him again， I’ll do it. Next time I’ll just bring him in）。 ”
尼克森還強調，伯恩斯無權決定聯儲理事會的人選：
“他得搞清楚，這跟首席大法官伯格一樣…… 我不會讓他選自己人（I’m not going to let him name his people）。 ”
這些對白來自白宮錄音，清晰地展示了美國總統對央行主席的系統性施壓。 而伯恩斯也的確“照做”了，並用一套理論為自己的做法辯護。
他認為，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失業率上升，對於抑制當時的通貨膨脹是無效的，因為通貨膨脹的根源在於美聯儲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工會、食品和能源短缺以及歐佩克對油價的控制。
1971年到1972年，美聯儲降低利率、擴大貨幣供給，推動經濟短暫繁榮，也説明尼克鬆實現了連任目標。
但這場「人為製造」的經濟繁榮的代價很快顯現。
繞過美聯儲的「尼克鬆衝擊”
儘管美聯儲是貨幣政策執行機構，但在1971年8月尼克鬆宣佈“暫停美元與黃金(5828.80, 1.54%, )兌換”這一決定時，並未顧及伯恩斯的反對。
1971年8月13-15日，尼克鬆召集15名核心幕僚在大衛營舉行閉門會議，包括伯恩斯、財政部長康納利和時任國際貨幣事務副部長沃爾克。
會議中，儘管伯恩斯最初反對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視窗，但在尼克鬆強大政治意志下，會議直接繞過美聯儲決策程式，單方面決定：
關閉美元與黃金兌換窗口，暫停外國政府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權利;
實施90天工資和物價凍結，遏制通脹;
對所有涉稅進口商品徵收10%附加稅，保護美國產品免受匯率波動影響。
這被稱為「尼克鬆衝擊」的一系列舉措，打破了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根基，黃金隨之暴漲，全球匯率體系瓦解。
起初，工資物價管制短期內抑制通脹，1972年美國通脹被壓制在3.3%。 但到了1973年，尼克鬆解除了價格管制，而此時美元大量流通、供需失衡的後果迅速顯現。 再加上同年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物價開始暴漲。
美國經濟隨即陷入罕見的“雙殺”局面，1973年通脹率達到8.8%，1974年更高達12.3%，失業率也持續上升，形成典型的滯脹格局。
這時，伯恩斯試圖重新收緊貨幣政策，卻發現自己早已失去公信力。
他對政治妥協和非貨幣措施的依賴為“大通脹”埋下伏筆，直到1979年後保羅·沃爾克上任，並以極端加息政策徹底“壓制”通脹，美聯儲才重新獲得獨立威望。
鮑威爾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伯恩斯任期留下年均7%的通脹率，並削弱了美聯儲信譽。
美聯儲內部檔與尼克鬆錄音顯示，伯恩斯將短期政治需求置於長期價格穩定之上，他的任期成為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反面教材。
有財經評論人調侃道：
“伯恩斯沒有行騙，也沒有殺人，甚至不是戀童癖…… 他犯下的唯一罪行是——在通脹完全控制住之前就降息了。 ”
相比之下，伯恩斯的繼任者保羅·沃爾克，以19%的利率“掐死”通脹，雖製造了劇烈衰退，卻成為華爾街、經濟史、乃至公眾眼中的終結通脹的英雄。
歷史證明，美國人可以原諒一位導致經濟衰退的美聯儲主席，但不會原諒一位點燃通脹的主席。
鮑威爾深知這一點，也絕不想做下一個伯恩斯。
